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。今年是改革開放45周年。新時代新征程,在更高起點、更高層次、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,有哪些新要求?應該如何做?
12月7日,以“改革開放與中國式現代化”為主題的第十二屆南方智庫論壇在橫琴舉行。國內多位知名專家參加,線上線下分享交流經驗,從各自領域出發,為續寫更多“春天的故事”、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絢麗的華章貢獻智慧與力量。
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,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
當今世界,政治、經濟、安全格局發生深刻變化,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持續上升。“面對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,短期我們可以靠宏觀政策的‘組合拳’解決一些問題,逐步走出困境;但從中長期看,要實現高質量增長,我們必須向改革要動力,用市場化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。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說。
彭森。
他認為,展望未來,中國改革特別是市場化改革仍將是我們奮進新時代、開啟新征程,推動中國經濟加速復蘇、穩定增長的關鍵一招。“不論是從問題導向還是目標導向來確定改革任務,要素市場化改革都是市場化改革最關鍵性、最基礎性的任務。”彭森建議,針對我國要素市場體系不完善、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范圍有限的現實,要加快將一些領域中的要素配置盡快由非市場決定轉向市場決定,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,各類要素的價格由市場決定,保證各類要素充分的流動性和競爭性,全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率,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。
張軍擴。
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張軍擴也關注到,近年來,因疫情沖擊、國際環境變化等多重因素,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和發展信心受到一定影響。他認為,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,要緊緊圍繞鞏固經濟回升勢頭,促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,突出重點問題,回應社會關切,力求取得實質性進展。“其實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不需要太多特殊支持或優惠政策,而是更需要一個法治化、市場化、國際化的營商環境,因此要切實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,切實穩定民營企業預期,提升民營企業信心。”他說。
王洪章。
前不久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“加快建設金融強國”的目標,明確提出,要以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主題,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,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,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。“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金融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方向,是金融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、不充分問題的關鍵。”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席、中國建設銀行原黨委書記、董事長王洪章認為,改革應注重經濟結構調整,要提升實體經濟質效,同時要守住金融安全底線。他建議,要豐富科技金融服務體系,完善綠色金融服務機制,擴展普惠金融深度廣度,發展養老金融,推動數字金融加快發展,通過做好這“五篇大文章”,為高質量發展積蓄新動能。
郭萬達。
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,也被賦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重大使命。“近年來深圳以打造‘高質量發展高地’為總牽引,在科技創新、現代化產業體系、改革開放、城市建設和生態文明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績,探索形成了符合深圳實際的‘以科技創新為引領、以先進制造為支撐’的高質量發展基本路徑,對于其他地區具有啟示意義。”中國(深圳)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,對標全球先進城市,深圳仍需進一步深化高水平國際科技合作,打造跨區域戰略產業集群,構建區域合作新格局,建設優質生活圈,推動高質量發展邁向更高水平,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。
實現內部互相開放和向國際開放,以高水平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
應對內外挑戰,必須用好改革開放法寶,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、推動高質量發展。
“開放則興、封閉則衰,這是世界的經驗,更是我國的經驗。因此我們要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努力擴大對外開放,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對外開放水平。最近中國對部分國家實施入境15天免簽政策,就是一種非常主動開放的姿態。”張軍擴說,在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、地緣政治博弈不斷加劇的背景下,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環境更加復雜,挑戰與困難也顯著增多,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,以更加主動的姿態擴大對外開放。
李君如。
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、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李君如也表示,新時代對改革開放提出的其中一個新要求,就是強調制度型開放的創新性,要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中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;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,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、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,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。“其中一個硬仗就是要穩步擴大規則、規制、管理、標準等制度型開放,這對我們包括沿海開放地區都是新的挑戰。但只有堅持制度創新,才能營造更能夠吸引外資的健康的營商環境。”他說。
鄭永年。
“以制度型開放融入世界經濟,無疑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。”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、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做視頻主旨演講時指出,高水平開放涵蓋內部互相開放和向國際開放兩個層面,這兩個層面的開放互相影響、互相促進、互相強化;能夠實現兩個層面的開放的,便是規則、規制、標準和管理的制度型開放。
在內部開放方面,他認為,國內的規則規制一定要統一,這樣才能保障區域、省份、城市之間的互相開放。在對外開放方面,他指出,在今天嚴峻的國際形勢下,如果要對外實行第三次開放,就必須實行單邊開放。“簡單來說,單邊開放可以利用資本邏輯、科技邏輯和市場邏輯來克服西方反華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邏輯;而對于其他的周邊國家如東南亞國家,我們更需要單邊開放,例如把中國企業的產業鏈、供應鏈延伸到東南亞國家,這產生的是一種共贏經濟。在地國家有了就業、稅收,他們就會歡迎中國企業走出去;同時中國企業也可以利用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,例如勞動力和資源。”鄭永年說。
遲福林。
中國(海南)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、研究員遲福林在視頻演講時表示,在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、我國發展內外環境深刻復雜變化的背景下,穩定并強化與東盟經貿合作,事關我國高水平開放全局,也將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產生重大影響。“廣東仍需要率先全國實現向東盟高水平開放的重要突破,打造我國向東盟高水平開放新前沿。”
遲福林表示,目前,東盟正加快由地區合作中心向增長中心的轉變,也將對廣東的制造業、數字經濟產生更大需求。他建議,廣東要對東盟主動開放商品市場、制造市場、投資市場、勞務市場,增強東盟開展與廣東合作的積極性與吸引力。“以穩定并強化中國-東盟產業鏈供應鏈為導向,以制造業合作為重點,以‘先易后難、盡快拓展’為主要策略,廣東有條件在未來3—5年實現向東盟高水平開放的重要突破。”遲福林表示,廣東對東盟的高水平開放,不僅將帶動形成大灣區高水平融合發展新格局,也將形成新階段廣東高水平開放新優勢。
劉偉。
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、教授劉偉作視頻主旨演講時提到,要通過由產業路徑依賴向產業協同創新的轉變,來推動建設全方位、高質量、動態的對外開放新格局。“改革開放初期,我們憑借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,產業發展呈現出較強的路徑依賴現象;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,指向產業協同創新的路徑。創新是幫助傳統產業擺脫路徑依賴,穩固產業鏈、供應鏈韌性,實現高技術制造業解鎖的關鍵舉措;在促進國內循環生產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費4個環節有機銜接的同時,要將各個環節放置于高水平開放的大環境中,以創新強勁驅動,讓跨國企業繼續將產業鏈加工廠留在中國,建立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引力場。”
本屆論壇由廣東省社科聯、廣東省社科院、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、中共廣東省委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工作委員會、中共珠海市委宣傳部聯合主辦。論壇還安排有“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”“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改革”“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”“粵港澳大灣區與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地”“中國改革開放、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”等5個分論壇和圓桌論壇。